是礼之三本也（《礼论》）。
本文拟从有典有册的殷商文化入手，通过祖与帝、德与天、仁与礼、性与命等四对先秦重要哲学范畴之联系、发展的研究揭示先秦儒家哲学演进的逻辑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造成的影响。孔子曰：性相近（论语·阳货）），就是说人们刚刚生下来时，彼此禀受的天赋材质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荀子是先秦儒家中的一位理性主义大师，对于命运，他提出修身端行、以俟其时的命题，认为命运与事物发展的时间性是相关的。（3）损殷人帝神观念中的非理性因素，益之以天若元德，使天成为人的道德行为的终极标准。孔子讲为仁由己，其根子就在这里。如果说周公之落实德，还基于某种宗教式的恐惧（如怕遭天罚），那么，孔子之落实仁，则完全是基于一种理性的自觉。通过这三方面的损益，大致可以概括出德的四方面内涵：对天的态度，以德配天。
虽然人们的每一种行为都还有来自神界的证据，但证据不等于支配力，它不过是以曲折的宗教形式肯定了人们的道德行为的合理性，这就把人生命运的主动权部分地转移到了人的手中，为春秋时期理性的觉醒准备了条件。只有这时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了人与自然的差别，他们信靠祖先，事无具细，都向祖神祈祷，希望从它们那里得到帮助，获取丰年。就《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一书的写作而言，我并没有全面铺开对于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主要对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经学研究中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作了一点提炼与总结，概括地讲，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
这一方法，经过现代哲学解释学的转化，即是说要提高研究者的认识能力与思想境界，让自己的思考与人类的根本价值关怀及现实要求结合起来。要而言之，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哲学，以及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所开创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虽然在实证与解释、客观与主观之间具有一定的张力，但作为一种哲学研究和创作的方法，人文实证主义实际上可以普遍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然以此概人，谓必如其所举，始许诵经，则是数端皆出专门绝业，古今寥寥不数人耳，……将遂古今无诵五经之人，岂不诬乎。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
清中晚期的诸子学是一个需要用大部头的专书来加以研究和讨论的大问题，在此处不作深论。这一方法可以避免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里存在的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借用外来的时髦理论，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往上靠，看似解释出了新义，实则是严重地歪曲了中国哲学史的本真意思。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狭义中国哲学的思想史之中，明确讨论方法的文字比较少，更少有作者愿意系统地研究方法论，因此，要寻找比较系统的讲哲学创作方法、尤其是哲学方法论的文字，比较困难。即使有所涉及，占有的份量也未必是相同的。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在讨论此问题之前，本文将对于中国哲学研究中经常涉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方法，以及与此方法具有家族相似特点的经学研究中的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与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注庄历史上的郭象注庄子、庄子注郭象、汉学与宋学等的种种说法，做一点扼要的概述。
第二层次是语言学与解释学相结合，使得其实证的方法表现出人文学的鲜明特色。但也绝不因此说，中国学术史上就没有方法论。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出现一些低端的、粗制滥造的文章与著作，原因很多，如一度出现、现在也没有中断的学术出版的商品化，有钱就可以出书的外部环境的影响。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
戴震希望通过字（或概念）到语言的渐进、局部的方式，通达对于经文意思的整体性理解。在《郑学斋记》一文中，戴震说道：学者大患在自失其心。
后来方东树持同样的观点，反对戴震以训诂、考据为手段的解经方法。更进一步地说，这些知识并不是理解经文的必要条件，以至于如不把握这些知识，就不能阅读经文。
一些哲学思想史料的还原、考辨、求真的基础性工作，对于中国哲学史真实面貌的描摹，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可忽视。笔者在此提出的方法，也只是囿于个人的中国哲学史和清代哲学史的研究经验，提出的一个建设性的意见罢了。这当然是一种理论设想，但可以放在笔者最近提出的即哲学史讲哲学的总框架之下，将哲学史的研究变成一种哲学的研究，而不只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历史叙事。举出两个相反的例子，并不是说章、方二人的观点就是对的，但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戴震希望解释主体通过大其心和精心的努力，做到与经典中的圣人之心以心相遇的效果。三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新创造的人文实证主义的概念，以之概括清代哲学的方法论。
与戴震同时代而年龄偏小一点的章学诚，就明确地反对戴震以考据学概人的观点，如他说：戴氏深通训诂，长于制数，又得古人之所以然，故因考索而成学问，其言是也。……中土测天用句（勾，下同）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
这三重意义的追索，超越了字典意义上的字义、语义的平面化、单薄性的特点，而具有语言发生学的历史感与群经语用实践的丰富性。这一方法，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写作过程中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要求，而毋宁说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所展开的具体方法问题的探索。
这一方法既是语言学的，也包含着一定的解释学意味。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过程中，如何自觉地坚持由文字训诂到语言句法分析，再到经典文本义理研究的人文实证方法，可能是避免中国哲学史研究无法出现学术积累效应的基本方法之一。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大心精心都带有难以把握具体标准的主观化倾向，故戴震又回到了语言学、制度、名物的实证层面上来。
另一方面，从学术内部的原因来看，主要是缺少应有的学术研究规范或曰门槛。故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经学研究，虽然有古典语言学和重视经学知识的相对客观性作基础，因而具有了实证性的特点，但因为有大其心以心相遇的要求，则又带有极强的主观性。
现代哲学史的开创者胡适，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式的实证主义方法，其口号是拿证据来。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
由人文实证主义方法上升到一种经典解释学，再由经典解释学上升到一种哲学解释学，可能主要展开的是一项典籍注我——所有中国哲学的典籍皆我哲学创造的注脚的哲学创新工作。而这一方法的首倡者，当推南宋心学家陆九渊。
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槷，毫厘不可有差。不见天地之心者，不得己之心。从解释学的角度看，这一方法今天可以简明地称之为以西释中的哲学史撰写方法。妥当与否，还请同道批评指正。
如何对这些史料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去粗取精的工作？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学术史工作。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乾嘉学术 戴震 人文实证主义 。
我在此卷的构思与写作过程中，有三点想法可以提出来，以供阅读此书的诸君参考：一是运用了后理学时代的概念，以之概括明清之交约50年—70年左右的时间里哲学思考的总特征。类似的说法，如杜道坚所言的汉老子魏晋老子等，都说明了经典解释学中普遍存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
学术史上经常简称的乾嘉汉学主要表现为一种带有客观性的实证方法，而与乾嘉汉学相对的宋学一般是指带有较强主观性的哲学方法。冯友兰在撰写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时，既非常重视总结中国哲学中的各种哲学思维与表达方法，如认为道家的方法是负的方法，同时也清晰明白地介绍了自己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即依照西方的哲学观，来撰写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史。